釜底抽薪的解决方式就是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相对来说，财政政策方面只是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年度既定的一些预算管理改革，推进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税制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
7.5%延续了两年，今年继续按7.5%提，但是增加左右两个词，这明显预示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年度龙头指标内在逻辑认识的升级。决策部门也承认，我们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下行压力。事实上，这个微刺激手段已经表现出来。除此之外，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必须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都在规划过程中。现在的体制之下早已经形成了一个赤字的弥补，而这必须靠举债。
我们的存准率现在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在货币政策方面给出进一步促使经济景气上升的银根松动的政策调整选项还是很有余地的。决策管理部门希望能够把今年实际运行增长速度通过微刺激，再让它表现得更好一点。当华生先生义正辞严地宣布‘小产权一律非法的时候，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究竟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非法的农地农房是在他以为可据之法出台之前早就存在了的？那些他以为足以判人家非法的法律，到底所禁为何物？来龙去脉如何？与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又如何？不管三七二十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美国英国香港（读后令人满篇生疑，我已略作辨析），完了就‘非法帽子漫天飞，算哪门子‘真正的法治呢？（引自周其仁城乡中国系列评论86非法帽子漫天飞） 这样长篇大论的引用原文，是因为周教授的帽子戏法变换太快，稍不留神就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村哪店。
而且越是大规模违建的小产权楼园区，人们越相信法不责众，购买人也越多，处理起来越困难。只是农地农房入市，其中也有许多误解暗礁、不可一蹴而就，否则也会事与愿违，造成混乱。其实这个命题以偏盖全，并不成立。我们不能因为国家法治建设还很薄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许多地方小产权房泛滥，就否认其不合法的法律事实。
这个思路初看上去挺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无法操作。去年底出版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专著，算是我这几年辛苦劳动的结晶。
小产权房合法化和建筑能否自由的问题不见了，变成了农地农房入市问题。因而我在上文发表后一直期待周教授关于第二点的回复，即告诉我们小产权房怎样合法化，就会有效运行，并不会如我辈推断的那样天下大乱。第二类行为，明显损害他人及公众利益，非动用合法强制力加以制止，否则基本秩序都维系不了，国将不国，麻烦就大了。对违建，只有依法处罚和善后处理，没有合法化的问题。
不必负担城市公共设施投入的小产权房会建到自己的盈亏平衡点才停止下来。能想象的结果倒可以借用周教授的话，必然是基本秩序都维持不了，国将不国，麻烦就大了。周教授同时旁征博引，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以证明我所说的建筑不自由的荒诞不经。不过，真实世界存在的种种法外潜规则现象，恐怕并不能成为存在即合理的依据。
第三类是有相互损害行为，则利害方自行谈判，市场消化解决。这样就根本没有今后惩不惩的问题了。
如前所述，正常的农地农房没有任何人说其不合法，入市也好，不入市也好，是另一件事，与私占乱建的小产权房应否合法化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许多人说，为什么城市国有土地可以建商品性住宅，农民集体土地上就不可以，因此认为这是一种垄断和所有制歧视。
建造多层和高层住宅的，违反了建筑法中除乡村低层住宅外必须申请建筑许可（这个申请以规划许可为前提）的规定。对法治社会来说，无论是什么所有制性质的土地，违反了土地用途规划和建筑规划的房子，就是违章建筑。更不要说中国像深圳原住民建造、彼此相安无事的几十层高握手楼和北京太玉园、宏福苑这样巨大规模的小产权房小区，算是明显损害了还是没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是该眼开眼闭算了，还是强力加以制止呢？ 方案之四，也是许多小产权房拥趸者主张的，小产权房合法化就是过去合法了，以后也合法。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划许可的规定。因为不解决土地和住房，我国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根本不可能解决他们在就业地的安居和市民化融入，不可能解决我国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所造成的普遍夫妻分居、儿童留守的困境和悲剧。同在农村的国营农场的国有农地也和集体农地一样，不能随便改作建设用途，因此，对农地、绿地的保护和用途管制高于所有制。
说这样大规模逐利违建的小产权房是什么农地农房，实在是让中国真正的农户和农地农房背了太大的黑锅。就如近日媒体曝光的河北任丘地区生产伪劣大型施工机械龙门吊车的那些村庄一样，肯定也是市场经济中逐利动机的自发产物，但是可以断言的是，这种劣质低价的危险龙门吊，无论今天在当地有多少村庄的农民家庭都能和都在制造，一定是随着法治健全而式微的现象。
首先，以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用于出售的小产权房为例，它违反了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定（第三章各条），建设用地使用土地的规定（43条、59条、62条、73条）。（15条）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制定规划，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应按照乡（镇）村规划进行（37条），农民居民建住宅使用土地，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38条），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用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46条）。
2006年以来正是因为这个研究，我才逐步被深深拉进了土地和住房问题。这样做在逻辑上倒是前后一致了。
其一，城市本来就是非农建设之地，农村顾名思义就是农业活动的场所。这样大的被迫放过，小的更不该追究，那么所谓违法违规的严肃查处就成了一句空话，结果也是必然会推动大规模违建。我的不同意见在两点，其一是华生宣布的，小产权房‘都是违章建筑，从而都是不合法的，其二是他试想的‘如果农民建的所谓小产权房可以合法化，天下终将大乱的那些推论。原则看似清楚，但小产权房到底属于哪类，周教授没说。
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其二，城市国有土地也并不能随便建商品住宅，只有规划为住宅的土地才能建造，在国有工业用地上建造商品住房就是违法违规的，一样要取缔和处罚。
在他自己也提及的1986年出台生效的《土地管理法》原文中，就有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见，大赦只会刺激更普遍和更严重的违建小产权房热潮。
现在如果说了多少年的严惩忽然都一风吹，变为无罪放行了，不说这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得利的政策会带来多大社会混乱和不公平，人们凭什么相信今后违建严惩的老话会实行呢？况且周教授固然试图证明小产权房多为先于法规产生，因而不能用正月十五之法，宣判正月初一的行为，但他也绝没有说对正月十五之后发生的违建，就要严加问罪，相反字里行间，让人觉得这些民间自发的逐利行为，不仅无罪，而且可能与当年土地承包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改革的方向。因此，问题在于，周教授也好，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很多力主小产权房合法化的人也好，从来没有明确设计过一个小产权合法化的实施方案。
这就需要去认真考察先行城市化国家的经验教训，特别如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以及人口资源文化背景与我们相近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那么，对小产权房眼开眼闭就算了，如何又能不引起市场或社会混乱（先不说周教授的天下大乱）呢？周教授再也没有下文。这样，人们就无从评估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各种可能结果，从而也就使小产权房合法化只能停留在一个对人有诱惑性的口号上。麻烦在于谁来并如何认定这种损害分类。
同时按照农村居民一户一宅的住宅用地标准，小产权房占地既违反土地用途规划，又违反建筑高度、容积率规划。同时，有大量的小产权房是占用农地建造的，则除上述各项违法外，还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关于耕地保护的规定、宪法中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规定。
远处的不说，仅北京郊区著名的小产权房小区，达到百幢高楼规模的如通州区张家湾的太玉园和昌平区郑各庄的宏福苑，都不是任何一家农民农户敢想象和能够干成的，而是当地乡村干部在发展集体经济名义下的宏大政绩工程。那么，在小产权房问题上，正确的意见究竟是什么呢？周其仁教授大度的评论：没研究也不一定就不能发表正确意见。
邻居之间达成交易和妥协、谁也不说谁、彼此放手盖，就与他人和公共利益无干？还是凡认为其损害自己或公共利益的人都可插进来要求权利和赔偿？我当年在英国伦敦居住时，在自己买的大房子里多搞了几个卫生间，还被地方当局追责说影响了房屋结构安全和增加了对公共供水及下水道的压力，那新盖房子影响的他人和公共利益就多了去了，如果要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同意才能盖房子，那就等于没法盖了。问题是类似的话过去一年年重复，也未见把谁吓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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